【晏山农专文】超连结.人格分裂.李敖!

【晏山农专文】超连结.人格分裂.李敖

一生翻云覆雨、「祸台」五十多年的李敖,要想替他盖棺论定就得留意两个层面:一是他的学思系谱,二是他本人的品性、风格。两者固然常牵繫在一块,但违逆造次的情况更多,祇因李敖有严重的双重人格,进而影响到他的功业与评价。

还是先行检视他的学思系谱,或能一窥他的所嚮与侷限。

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里有写道:「人物中我偏好『性格巨星』式,像东方朔、像李贽、像金圣歎、像汪中、像狄阿杰尼斯(Diogenes)、像伏尔泰、像斯威夫特(Swift)、像萧伯纳、像巴顿将军(Gen.George Patton),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。」综览李敖一生的行谊确实与上述古今人物颇类属,但若以确立生命主体与矛盾丛生作为主调,那幺超连结主标的就是李贽 ,并连结到东方朔。另外,李敖于小说《北京法源寺》虽着力刻画谭嗣同,但他的心态更似康有为,此亦得大笔一书。

李敖曾在作品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里写道自己偏好的人物是「性格巨星」式。(东方IC)

先来超连结东方朔。《史记》〈滑稽列传〉褚少孙增补了东方朔的故事,说东方朔「以好古传书,爱经术,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」,但他因性格诙谐,常在汉武帝面前开玩笑,被武帝视为搞笑艺人,因而终生未受大用;但他自谓:「陆沈于俗,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,何必深山之中,高庐之下!」东方朔既能洞察世事,又能以戏而不谑笑语劝戒专制魔君刘彻,竟可以善终。这种高空走钢索的本事,自是李敖想在党国体制下冲网罗的取法对象。

惜乎,精明的李敖在白色恐怖年代还是避不开两次牢狱之灾,他终究学不成滑稽避难术。他避不开李贽的生命情境:政治专制、道德主义盛行、社会经济亟欲找寻新定位的条件下,个人自由、苦闷如何发抒?

过往官方的教科书总说,明季后期的王阳明学派讲「致良知」、「知行合一」属于心学,其流弊是走向空谈,于社会民生无益。其实这种说法过于简化、扭曲,因为面对科举考试一味以朱熹为範本,早就让士子的脑筋僵化不灵,加上明代高举道德主义的招牌,既解决不了官僚体系血脉堵塞的沉痾,更阻碍了市场经济市民文化的茁壮。所以阳明学派的心学,其实有着打通大明帝国任督二脉的用心。人人皆可解经,不必倚赖朱熹一家,阳明学派掀起的风暴就和彼时欧洲的宗教改革类似。

身为阳明一系──泰州学派的门生,李贽除了深受王阳明、王畿、王艮「三王」的影响,本身亦饱含丰实的佛学观,所以他大胆提出「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故未尝有是非耳」,他更反对把孔子圣人化,更早于章学诚提出「六经皆史」的议论。李贽很早就放弃科考之路,祇当过中低级官员,而且很快就辞官而去。

李贽晚年削髮出家,在湖广麻城龙湖创办芝佛院,埋首着书立说,他以嬉笑怒骂笔法写就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等惊世骇人力作,终而得罪地方缙绅与中央权贵。芝佛院遭纵火付之一炬,逼使李贽必须离开湖广前往直隶通州,由于害怕他在近畿造次,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立即呈上奏疏给万曆皇帝,数落李贽邪说惑众,罪大恶极。万曆皇帝阅后批示「李贽敢倡乱道,惑世诬民,便令厂(东)卫(锦衣)五城严拿治罪。其书籍已刊未刊者,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,不许存留。」西曆1602年,李贽在狱中自刎,两天后气绝而死。

李贽一生乖舛颠簸,但他不慕功名,《焚书》极力抨击纲常名教,嘲讽假道学,揭露他们的伪君子面目;《藏书》则是史论,摒弃传统史书「好不知恶,恶不知美」的弊病,称颂秦始皇、商鞅、申不害、卓文君,这于当时确实带来「毁圣叛道」的震撼,所以儘管统治者捉李贽、焚其书,但这些着述四百多年来始终流传民间,李贽的异端反叛精神更是近世中国难能的表徵。

黄仁宇在《万曆十五年》一书最终章以〈李贽──自相冲突的哲学家〉为题,刻画李贽是一个欠缺思想体系的哲学家,他的思想何以找不到出路?係因大明高举儒家的仁义道德,所以必须去人欲、抑个性,整个的官僚体系以此立纲常,李贽走的太快,致使他祇好迂迴千折,唯心、唯物掺杂在一块,终致酿成个人也是时代的悲剧;但我认为黄仁宇已将李贽削足适履,然后纳入他全书主旨──官僚体系力量太强大,以致皇帝、首辅、军人、哲学家全都败下阵来!

其实,李贽个人的悲运,并无碍其着述与反叛精神流传后世,所以将李贽当作近世中国异端思想第一人应不为过。李敖对于李贽的生平、志业应有强烈共鸣才是,祇因两人俱属狂妄、放浪形骇之辈,着述被焚遭禁,人身入牢笼。唯一差别祇在于,李贽最后自刎而亡,李敖晚年则平安顺遂、落寞亡故。这差异非常重要!

我们不能一逕说李贽是悲观厌世,最后祇能一死了此残生。他的死既有儒家闻道而夕死的安定感,亦有佛家脱生死、离苦海、到彼岸的认知,也就是说,李贽有着宗教思想家的终极关怀;反观李敖,早年奋身搏击党国体制,确实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,然而两次的牢狱之灾,让李敖丧失了对人的信任。信任的剥离除了针对他人(从此以攻击为本事,以诉讼代替说理,以勒索名人为常业),也指向自己。

对!狂傲自大的李敖其实非常脆弱,他的着述从未得学界青睐,他的政治指导,遂致党外与他分道扬镳,这些他都非常在乎,「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,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。」这种中二话语,其背后透显的是一种要求共认而不可得的苍凉幼弱。如若李敖在台湾解严前后就身亡,他确实可以和李贽古今呼应,成为异端思想的典範。

怎奈时代丕变,言论大开后,李敖品牌不再独一,而且有沦为老旧的危险。幸或不幸,90年代以后新崛起的有线电视让他再度暴走,李敖鹹鱼翻身,声名直到身亡依旧响亮的很;但不幸也在于,电视演出让他祇能沦为综艺咖、丑角,而为了创造新品牌,于是反独反美亲共、彻底的政治不正确(歧视女性、嘲讽同性恋‥…),也就是说「为反对而反对」就成为他标示自我存在的唯一途径。但如此的李敖与遭狼人、殭尸啃咬后的物种(绝非人类)何异!这如何与李贽相提并论?

90年代以后,唯一让他自豪的文字产出是小说《北京法源寺》。也由于他太在乎,所以找人译成英文、策动他人帮他报名诺贝尔文学奖,适值2000年初总统大选前夕,不甘寂寞也参上一脚的李敖,不知用何种方式勒索中时集团大老闆余纪忠,迫令〈人间副刊〉紧急拆版,改为製作李敖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专辑,却因遍寻不着写手(海内外知名文士皆严拒),副刊成员祇好哀求杨照无论如何写一篇交差。何等闹剧,最后当然是一场空。

李敖的作品《北京法源寺》曾找人译成英文,还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。(东方IC)

平心而论,《北京法源寺》当然不算劣作,但主轴太单一、叙事太传统,所以顶多可列优级,离特优还有一大段距离。值得留意的是,书中谭嗣同、大刀王五、和尚李十力都成为李敖寄寓的对象。然而执持自利主义绝不知行合一的李敖,谭嗣同等人于他如辰星般远飏,于是他转而倾慕共产独裁革命;梁启超掀起的思想改造风潮,李敖亦不可得,他如同民国以后的康有为瞬间变成老古董。解严、本土化之后,李敖对此深有体悟,而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彻底纵放自己,让声光影像摄取自己的一切剩余价值,即使灵魂孤寂亦不顾了。

李敖生前犹夸夸其词说儒家的三不朽(立德立言立功)他皆有之,实则立德不但是空白,更且是败德一生;立言方面,他固然自夸着书2100万字,但可留传后世的大概就《传统下的独白》《独白下的传统》《北京法源寺》少数几本;至于立功仅是前半生反独裁之举能称之,后半生就不足对外人道。而且执意于三不朽,反倒不如李贽敢于讥讽追求此等道德理想是「甘为下士,只作世间完人」。

最后谈到李敖的人格分裂,他好比小说《魔戒》里头的咕噜(Gollum),一心一意寻觅至尊魔戒,为此身驱变形,人格也严重扭曲:「史麦戈」(Sméagol,咕噜的原貌)仍保有良善、道德等观念;「咕噜」则祇是魔戒的奴隶,他会杀死任何尝试拿取至尊魔戒的人。这两种人格会相互抗衡、影响,显然李敖的最后形像是咕噜得势,但隐约可见「史麦戈」的不时感歎时不我与。

可李敖毕竟是聪明人,儘管他鄙夷这块养育他的岛屿,但他绝不会想驻足长眠于黑暗魔君索伦所在的华夏之地。準此,李敖固然是以荒谬成就其一生,他却弔诡的证实一事:不论李敖是否妖孽,唯有台湾锻造的自由、多元才能孕育这等奇货,这是索伦魔君华夏国度永难企及的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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